2016年百佳CEO榜单发布：万科郁亮第三 贾跃亭进前十

来源微信公众号：哈佛商业评论

（2016百佳CEO榜单发布及专题内容由《哈佛商业评论》中文版与BMW联合呈现）

从2010年开始，《哈佛商业评论》英文版已经发布了5次“全球最佳CEO”评选榜单。与其他媒体相比，《哈佛商业评论》英文版的榜单聚焦于两点：一是以企业领导人而非企业本身作为评估对象；二是关注企业家的长期业绩表现，而非短期绩效。

2016年，《哈佛商业评论》中文版与英文版研究团队合作，首次发布“中国百佳CEO榜单”。我们选择继承与延续英文版的精神，决定采用科学的方法，根据客观数据而非名声或传闻来判断企业家的表现。我们关注的是股东回报和市值变化这两项指标，并从CEO就任第一天起对其任期内绩效加以跟踪分析。

最佳CEO排名计算方法（中国榜单）

为制作本次中国百佳CEO排行榜，我们涵盖所有中国的上市企业（包括在上海、深圳、香港、台湾、纽约和纳斯达克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）。每家采样企业的市值、资产和收入在2015年年底的数据均超过100亿元人民币。对每家企业截至2016年4月30日时在任的CEO进行考察。为确保评估有据可依、材料翔实，我们剔除了任期未满两年的CEO。至此，共有357家公司的358位CEO（有一家公司由两人共同担任CEO）参选。

我们的研究团队由《哈佛商业评论》中文版和英士（INSEAD）国际商学院共同组成。公司筛选及CEO相关信息由《哈佛商业评论》中文版负责；数据分析由英士的纳娜·冯·贝尔努特（NanavonBernuth）率领，以及来自ElevenStrategyManagement的两位数据程序员莫朗德·斯图特（MorandStuder）和古斯塔沃·（GustavoSophia）协助进行。

对于2000年以前上任的CEO，我们从2000年1月1日之后计算其公司收益，因为很多中国公司在这个日期之前的数据并不完备。

研究团队计算了每位CEO在任期间的3项评估指标：上市地调整后股东总回报（包括股息再投），该指标剔除了公司上市地股市整体增长带来的增长；行业调整后股东总回报（包括股息再投），该指标剔除了公司所在行业整体发展带来的增长；市值变化（根据股息、股票发行和股份回购进行调整），以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进行衡量。

随后我们将所有CEO分别按照以上3项财务指标从第1（最高）到第358（最低）进行排名，3次排名平均值即为该CEO的最终排名。综合运用3项指标，保证了评估方法的缜密与平衡：前两个指标可能对小公司有利（起点低的公司更容易获得显著的股东回报增长），而市值变化这一指标则有利于大公司。

我们的态度是：给出一份超越年度表现的中国企业家榜单，评估中国上市公司CEO的长期业绩以及他们为股东创造的长期价值。从今年4月份启动，历时7个月的研究，我们得出了中国企业领导者的绩效表现排名。这些入榜企业家都是着眼长远，并创造出卓越业绩的人。有的读者会十分熟悉，但有的也会令读者感到意外。

腾讯董事长兼CEO马化腾在榜单中高居榜首，我们着重考察的各项指标他全部排名第一。马化腾是过去两年惟一入选英文版“全球百佳CEO”榜单的中国内地企业家。他掌管的腾讯是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，无论从股东回报还是市值增长，其表现均胜人一筹。腾讯在中国香港上市，目前总市值超过2万亿港元，马化腾任期内给股东带来的总回报达到19801%。

中国百佳CEO（TheBest-PerformingCEOS）

企业领导人想要取得长久的成功，理所当然应该选择与所在公司一同成长。我们榜单中排名第二位的袁仁国在工作了40余载，他让茅台在中国白酒行业的领头地位从未旁落过。郁亮在榜单中排名第三，自2001年成为万科总裁以来，他15年心无旁骛，一直领导公司持续成长，令万科成为全球最大和中国最著名的房企之一。此外，根据我们的统计，“中国百佳CEO”中有94人是公司创始人或者是从内部晋升，他们的平均任期是14年。这些数据表明，好的管理既需要时间积淀，也需要领导人有长期投入的耐心。

我们发现，100位入榜企业家掌管的公司总市值达到9.29万亿人民币，这个数据相当于中国2015年GDP总量的1/7。榜单中有54位CEO来自信息技术、金融服务和工业等3大行业。在信息技术、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，有很多企业家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领导人。在工业或相对冷门的领域，一些入榜企业家的名字或许稍显陌生，但他们在默默无闻中依然创造了杰出的长期业绩。

最近几年，女性领导力在全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崇和认可，不过在顶尖企业领导人榜单上，女性的身影仍然极为少见。与英文版“全球百佳CEO”榜单一样，今年“中国百佳CEO”榜单中的女性企业家也很少，仅有的4位分别是：的董明珠，的王来春，的杨怀珍和的宋广菊。我们应该为这些入榜的巾帼英雄们喝彩。

研究之中，最为费时费力的是如何确定“谁才是中国企业的CEO”这个问题。由于国内上市企业多数都没有CEO这个职位，所以在我们与合作研究机构英士（INSEAD）国际商学院讨论后，决定把CEO定义为“拥有企业决策权，并为业绩成败最终负责”的人。因此，榜单中很多企业家实际上是公司董事长，但对每家企业逐一判定后，我们认为这些人可以被称为CEO。

虽然卓越领导力不仅关乎财务指标，股东也绝非企业惟一利益相关方，但正如英文版在最初的3次排名所做的那样，《哈佛商业评论》中文版首次发布的“中国百佳CEO”榜单，我们也希望先让客观数据说话——因为这样有利于读者衡量过去20年，到底有哪些中国企业家是值得尊敬的“长期主义者”。

尽管这段时间里，媒体不约而同地将川普得胜的远景描得很灰暗，但是大部分的投资者们对此不以为然，大家的预测是市场的反应多半会与英国脱欧时的类似：大选结果揭晓后的几天市场会震荡几下，接下来市场应该回到先前的轨迹，该干嘛干嘛。

财税体制需要系统化改革，房地产法，只是改革中的必备范畴之一。对社会公众而言，纳税人从意识到常识，还需要长时间的涵养。因而，无论是房地产税立法还是个税改革，从公共机构到社会公众，都不能将税收功能工具化、功利化。

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成熟的阶段，在一些产业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非常必要。不过，这并不表明所有的产业都需要产业政策。

基于我国能源行业现状，相比于纠正市场失灵，以及更加细致审慎的进行产业政策设计而言，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扭曲，特别是限制竞争与组织市场的冲动，还市场主体以独立决策权，仍旧是重要并且迫切的。